略阳冶铁造产育人助抗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支前抗战成为了战略大后方的第一要务。重庆变为国民政府的陪都，陕西汉中成为陪都的陪都。1938年2月黄埔军校分校一分校迁入汉中石堰寺，祝绍周任主任。接着西北联大、陕西省医专、南京金陵大学等相继迁入汉中，一时间汉中成为全国抗日西北地区的战略大后方。日本军国主义得知后，从1938年3月13日开始对汉中机场、城区及内迁学校进行了狂轰滥炸，导致了汉中物资匮乏。

地处汉中西缘宁略勉“金三角”中心地带的略阳，自古就有富山盛矿之称，穿境而过的嘉陵江直通重庆。为此，抗战时期一些开明绅商和义士积极筹办铁厂、冶铁造产、加工枪托、输送人员，支援抗战。

早在宋代略阳就有产金的历史，清代略阳产铜业兴盛，1933年编印了《紫竹乡铁矿简报》。但抗战爆发前略阳及汉中农具与生活用铁均依赖外地供应，1938年战略后方的略阳物资供应极为困难，生铁及铁制生活用品极其稀缺，略阳辛亥革命烈士张俊彦次子、略阳辛亥革命义士张桐等决定利用当地矿产资源丰富的优势，发起了筹办铁厂、支援抗战、实业救国的号召。张桐的兄长张士如、其弟张新吾、张海如积极响应，先期筹资7000元，自任经理，在略阳县张家坝亮角林筹建略阳第一冶铁厂，又名生生铁厂。与此同时，地方绅士崔席珍、商会会长杜葆轩等筹资一万余元，在金池院上马石开办裕华铁厂，两大铁厂经过三年筹建，于1940年腊月三十同时点火生产，一期生产生生铁厂持续70天，共冶铁12万斤，盈利3600元；裕华铁厂一期生产持续了120天，冶铁30万斤，共盈利24000元。两铁厂先后建起锅铧厂、农具厂等，有效地解决了战略大后方的物资供应，并改善了人民的生产生活水平。

民国略阳县城

 

由于略阳生生铁厂和裕华铁厂的大量盈利，引起了军政界的高度关注。驻汉中的鄂陕甘边区警备司令祝绍周与陕西省第六行政督察公署专员魏席儒强行插手略阳铁厂事务，以莫须有的罪名将生铁厂经理、进步人士张桐缉押入狱，迫其退出铁厂，强行将生生铁厂与裕华铁厂合并。1941年5月祝绍周与魏席儒以专县共商大办工业为名，以武装保卫为由强行入股，自任董事长，并通知汉中各界人士100多人入股，1941年8月在略阳县城西街拐成立裕华公司，派驻管理人员专门从事冶铁。 1941年9月正式恢复生产，成为了国民政府的官办企业，所需木炭、民工均由县上派民夫完成。并在略阳成立枪支修械所一处，组建商号运输销售用船百余艘，将铁板和铁制品顺嘉陵江水运至广元进行销售。到1942年裕华公司的铁板及铁锅农具销售以四川为主扩展到汉中、天水、宝鸡等地，成为了战略大后方的抗战物资供应的一支中坚力量。1942年之后，裕华公司又引起了四大家族的陕西企业公司的注意，主动提出入股1000股10万元的股金，派陕西省主席张逗威胞弟张逗芳任董事长。至此，裕华公司演变成为省、专、县三级绅商和各界人士合营的陕西有名的地方冶铁工业，先后发展其分厂达六个之多。之后，略阳县也成立了造产委员会，先后在仙台乡林家院、明珠乡梯子岩、白水乡磨坝开办了三个铁厂和锅厂，形成了略阳红红火火的战略后方地方工业，奠定了略阳钢铁工业的基础。解放后，陕西省筹建略阳钢铁厂，一度成为中国钢铁支柱，同时结束了陕西手无寸铁的历史。

由于抗战时略阳铁业的发展，其铁板由略阳至广元沿嘉陵江南下销售，引起了地处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处重庆二十一兵工厂（现长安汽车集团）的重视。二十一兵工厂系抗战时战略大后方最大的造枪企业，其产品产量为马克沁重机枪18068挺、捷克式机枪10151挺、步枪293364支，还生产迫击炮、手榴弹、子弹等多种军用物资，这就需要大量的钢铁原料及造枪构件枪托。

正在抗日战争如火如荼展开之时，1940年春，重庆二十一兵工厂派人来略阳商讨订购略阳优质核桃木枪托事宜，并聘请略阳教育家王丕绪为兵工厂筹建士继公学（今重庆理工大学前身），即兵工署第11技工学校，秘密培养现代兵器工业设计管理人才，为了保密，对外称士继公学。王丕绪不仅协调略阳为重庆二十一兵工厂供应了大量的枪托和铁板，同时又附加条件为士继公学保送略阳学生。之后，又请厂内电学专家到略阳县骆驼梁考察，筹办水电站，最后士继公学又与略阳当局达成了保送中小学生去学习机械、电器、造纸技术的协议，先后有60多名略阳学生到重庆士继公学学习。不仅为抗战提供了物资帮助，同时，又为抗战培养了一批略阳籍工业技术人才。解放后，这些学生先后到10余省担任工程师和管理人才，其中赵天辅任重庆长安机械厂副厂长、援外组组长，余鸣凤任重庆涪陵卫校党委书记，何治邦任上海利华造纸厂党委书记等。

略阳，这个战略大后方，为抗战与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永留史册。